企业剥削已达极限！作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劳动者必须坚守底线

2026年8月，来自重庆的小古终于拿到了法院的赔偿款。在她之前，在一家公司工作六年半的时间里，遭遇了搬走电脑、被迫闲置一个月，并且连续被移出845个工作群。在仲裁胜诉后，公司拒绝付款，经过一审胜诉后公司上诉，最终经过二审维持原判，公司才开始支付。最终，她得到的竟然只有半个月的工资，合计55元。这种情况并非个例，自2026年以来，从制造业的工厂到互联网企业，从应届毕业生到资深员工，企业对员工的压榨已愈演愈烈。

超时加班已成为常态，尤其在北京市延庆区，人社局在今年6月公布的一件处罚案例相当触目惊心。北京安裕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期间，四名员工的工作时数惊人，其中两名员工各自工作了4368小时，另外两名则达到了4392小时。若按照一年365天计算，这些员工平均每天超负荷工作超过12小时，几乎没有休息日。另一家天津的公司则有60名员工在2025年6月至2026年1月间加班时间均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深圳一家公司在2026年3月违法延长了六名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人均加班时数更是达到了65.33小时，而法定上限是每月36小时，几乎翻倍。尽管这些都是被查处的案例，但实际上情况更为严重。劳动法明确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36小时，但在许多企业中，这条法律条款形同虚设。更为严峻的是，罚款的力度究竟有多重？北京的那家公司因超时加班被罚款仅2000元，而天津的则被罚款3万元，按照60名员工半年超时加班的情况，平均到每人头上，仅500元的罚款。

维护自己的权益是何等的艰难，小古的案件最能直观地反映这一问题。她为了胜诉提供了多达几个G的加班证据，最终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工资8367元、加班费3112元、未休年假工资210元以及经济补偿53491元。从被迫离职到二审结束历时近一年，这段时间里，她没有任何收入，整日处于焦虑之中。她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制度性困境：维权的成本远高于企业违法的成本。普通劳动者在申请劳动仲裁时，需要准备考勤记录、工资条、加班沟通记录和劳动合同等大量证据，而加班的实质上需由劳动者承担举证责任。相比之下，如果企业因超时加班被查，面对的罚款金额往往仅有几千至几万不等。

企业规避法律责任的手段变得愈加隐蔽。2026年8月曝光的星宇股份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家年营收超过150亿元的知名企业在招募了440名应届毕业生后，入职仅一个多月就对107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其选择：要么因“个人原因”离职并领取半个月的补偿，要么被调岗至流水线做普工。这一情况甚至让硕士毕业生被要求去流水线工作，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是“羞辱式劝退”。常州市人社局经确认，该企业在协商技能和方式上缺乏有效沟通。其操作的巧妙之处在于：若员工“自愿”签署离职协议，企业就不会构成违法解除，从而避免支付经济补偿；若员工拒绝调岗而离职，多数人也只能在流水线工作几天即主动辞职，企业同样无需支付赔偿。

虽然政策层面在2026年有所改善，但制度依旧需要更强有力的执行力。例如，四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首次明确要求平台企业与工会和劳动者代表就工作内容进行协商，尤其是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新兴职业的工作规则不再由平台单方面决定。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方面的法律实践也有了新的进展。2026年9月，佛山的一家公司因拖欠多人总共21万余元的工资，法定代表人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而东莞另一家公司因拖欠133名员工的150万余元工资，负责人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带薪年假条例时隔18年首次修订，国务院强调要提升制度执行的力度，然而人社部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带薪年休假的落实率仅为60%，而私企的实际落实率甚至不足30%。

要坚守底线，既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劳动者个人的自我防护。在当下，"劳动者要坚守底线"已不再只是道德层面的劝诫，而是实实在在需要具备的一种能力。首先，劳动合同中关于加班需书面审批和工资异议需在三日内提出的条款，可能成为未来维权的槽点。像小古就因未及时提出异议而失去过往加班费的支持。其次，诸如考勤记录、加班通知、工作群沟通记录和工资条等看似琐琐碎碎的材料，在仲裁时却是关键证据。第三，虽然后续的劳动仲裁是前置程序但它是免费的，劳动者可以无需律师直接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最后，面临恶意欠薪，劳动者除了通过仲裁途径外，还可以举报劳动监察，涉及金额较大且情节恶劣的行为，甚至可以追究其拒绝支付劳动报酬的刑事责任。企业对劳动者的压榨边界，向来不是企业单方面决定的。

• • 2026-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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